一株普通的榕树，在账面上身价高达10余万元；一项实际支出60多万元的城市绿化工程，账面支付款却“疯长”到了150多万元当前，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，原本并不被人关注的园林绿化部门如今已成为“香饽饽”，大树进城、名木进城使园林绿化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行业，也成为了腐败的高发区。

  为何一棵小树苗会牵出一起腐败窝案？园林绿化领域何以成为腐败高发区？在目前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加大园林绿化工作力度的今天，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绿化资金应如何监管？

  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园林绿化局原局长赵桂强因收受贿赂55万余元，并有161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，日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3年。

  调查表明，自2005年7月任古城区园林绿化管理局局长职务以来，赵桂强利用职务之便，在丽江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发包和实施过程中，先后多次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共计55万余元。

  另外，赵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，他家共有资产折合人民币340余万元，却有160余万元无法说清来源。

  面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，赵桂强在庭审时竟辩称自己“搓麻将赢了30万元”，引来网民讥讽。

  赵桂强因收受贿赂55万余元，并有161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，日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3年。

  近年来，重庆、杭州、郴州等地均曝出了园林领域的腐败案。广西防城港市园林管理处腐败窝案中，该处原主任赵莉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与承包商勾结，虚报成本、虚开发票，分11次贪污公款170多万元、受贿3．8万元。

  其中一项实际支付60多万元的绿化工程，赵莉萍和包工头串通虚开发票，提取了工程款153.7万元，除去开票税金等费用，套取了78.1万元，其中一棵并非名贵树种的榕树，单价竟然高达10万余元！

  办案检察官说，类似赵莉萍这种园林绿化腐败案件，其职务犯罪主要有三种形式：一是虚开发票，与供应商串通将苗木价格抬高，套取财政拨款；二是在采购或发包工程中与行贿方勾结，收“回扣”；三是成立运营公司，承接职权范围内的绿化工程，既当“裁判员”，又当“运动员”。

  一些地方政府将园林绿化当做“政绩”，投入巨资“大种树、种名树”，搞“形象园林工程”“政绩园林工程”，这样的“绿化奢侈病”，拉动了城市对古树名木的需求，也为腐败提供了滋长的空间。

  记者了解到，赵桂强担任丽江市古城区园林绿化局长的数年间，正是丽江创建“国家园林城市”之际，绿化资金大量投入。

  中国律师协会刑委会委员李春光说，随着各地对城市改造、形象提升所采取一系列大的动作，城市市政和园林系统成为又一个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。目前，各地城市改造和形象提升，很大程度上掺杂着地方领导“长官意志”，显示出随意性，也使市政设施建设工程、园林绿化这一类的项目运行处于不公开、不透明的状态。

 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环境艺术设计学院讲师郑彦妮认为，“一把手”手握园林工程发包、园林工程款等大权，是左右园林工程建设项目安排、园林工程款结算的关键人物，成为园林工程建设老板争相腐蚀的对象。

  一位业内人士和记者说，对于苗木特别是古树名木来说，物价部门没办法做到统一定价，树木枝丫支数、树冠形状、树高等都难以做成统一的指标，导致价格随意性很大。

  “同一种树木、同样的胸径，树冠为半冠的树的价格可能就只有树形较好全冠树价格的一半，定价就看树形好看不好看，绝对没规范。”业内人士说，一般的商品会有规定指标，能够最终靠”货比三家“确定性价比较高的商品，但这一常规方式在园林绿化行业实行很难，留下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。

  “以一棵原产地2万元的银杏树为例，供货商赚取2万元利润，加上运输费和预留回扣，最后开价一棵可能就达10多万元。”业内人士称，园林绿化工程包括景观设计、土方工程、给水排水、后期管护等等，涉及规划、工程发包、工程选材监理等环节，在这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有牟利空间。

  记者了解到，由于当前城市绿化的巨大需求，银杏、桂花、红豆杉、香樟等名贵树种奇货可居，这样的“大树进城”不仅破坏了农村的生态，导致大量的古树名木在迁移中死亡，还滋生出一条“黑色利益链”。

  移植到城市的树木，成活率是个未知数，后期补种资金也给腐败留下了滋生空间。

  苗木难以像一般物品一样登记入固定资产库，移植到城市的树木，成活率是个未知数，后期补种资金也给腐败留下了滋生空间。业内人士和记者说，比较廉价的小灌木，实际种植数根本没办法量化，种七八千株入账1万株，很难发现。有一些地方的园林绿化部门，利用城市道路扩张之机将树木移走，购买新树种植，再将原来移走的树“购买”回城市种植，循环获取利益，有的还以补种、护理为由长期获取利益。

  “赵莉萍案中的一项普通绿化工程，财政预算投资200多万元，而实际工程建设价格只需六七十万元，即使是通过虚开发票套取70多万后，也没达到预算的投入额度。”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钟健说，项目投资动辄上百万元，获利空间弹性特别大，承建方往往不惜重金行贿关键人员、打通关节，以获取园林工程承建权。

  某大型园林工程监理、高级工程师黎先生和记者说，为压缩公务人员权力寻租的空间，在苗木购买过程中，一些单位采取多部门多人参与询价的办法。他同时坦陈，预防腐败的作用有限。“供货商可以当场喊高价，背后再给关键人员回扣。”

  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廖家胜认为，园林工程中即便通过招标形式购买苗木，也难以做到有关人员不在其中拿“回扣”。陪标、议标、围标等各种违规操作也可能在招投标过程中出现。

  记者采访发现，因为绿化工程较为专业，行业内潜规则盛行，各种利益相互纠结，容易形成隐蔽的利益共同体。

  “只能加强廉政教育，教育涉及园林工程的干部不做坏事减少腐败形成，难以从制度上根除园林工程滋生腐败的空间。”钟健认为，由于园林工程中苗木等相关要素价格具有随意性，可操作空间大，加之专业性强，很难杜绝职务犯罪的发生。

  廖家胜认为，针对园林工程建设中的薄弱环节，政府部门应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制度，逐步将项目招标、工程管理、后期履约等信息公开，让这一些信息更加透明化，最大化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。

  郑彦妮建议，政府主管部门要整合有关部门和行业信用信息资源，尽快建立综合性数据库，完善园林工程建设领域信誉评价、项目考核、合同履约、黑名单等行业信用记录，建立行贿人员信息资料库，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。

  云南省行政学院教授綦长青认为，对于涉及工程等巨大经济利益的项目及公务人员，纪委监察部门和审计等监督不能缺位。要削减工程中的随意性，在事中和事后都必须审计，否则如果出现问题就难以挽回。